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的讨论和思考

发布日期：2024-04-10 来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重庆是全国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重庆市积极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代化大都市，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

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重大需求，围绕超大城市治理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城市治理和发展领域研究的一些阶段性成果。本期西政视点，我们邀请了政治管理学院四位教师围绕如何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进行讨论，以期引发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周振超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一、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打造横向联动与纵向贯通的协调体系，变治理体系为体系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一是坚持组织嵌入，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成“一核多元”的统筹型治理机制。二是加强权威统合，提升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夯实基层政权。增强基层治理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三是持续激活自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整合利益、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汇聚合力进而增进基层治理效能。四是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守德守信、自尊自爱、积极理性的社会风气。五是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聚焦功能、场景与区域等维度，打造结构均衡的开放型治理系统。探索价值要素与技术要素的协同赋能机制，强化基层治理韧性和治理效率。

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关乎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政治安全，要从源头出发，兼顾多元诉求，从完善政策、健全体系、落实责任、创新机制等方面入手，统合专项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等目标，协同教育、调节、疏导等方式形成“多位一体”的联动处理机制。一是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矛盾纠纷。整合诉讼办理、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完善和解、调解、信访、公证、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多种方式有机衔接的工作体系。优化信访、公安、共享法庭等矛盾纠纷化解渠道，使多种解纷方式、解纷渠道、解纷程序发挥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解纷需求。二是以综合执法改革推动基层治理场域法治化。有效缓解基层繁重任务与有限权力之间的治理困境，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性。三是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四是提升行政回应能力，满足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以达成供需均衡。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强化“一站式”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功能。五是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化解社会治安风险。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形成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

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统筹发展和安全、维稳和维权、秩序和活力的关系，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是加强动员引导，营造基层社会治理良好氛围。促进治理主体与客体在社会、经济与情感层面实现利益均衡，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巩固治理基础与治理联盟，提升主体治理效能感。二是整合治理资源，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力量。三是拓宽参与途径，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畅通群众投诉、建议、反馈渠道。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金莹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城市文化是城市存续和发展的灵魂，超大城市能够源源不断的汇聚人才、资源，始终保持活力并辐射周边，其根本在于城市精神的内聚和驱动。城市文化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关键在于处理好三个关系。

文化包容性和个性相协调。超大城市发展不仅依靠规模的常驻人口，更需要也必定会以海纳百川之势汇聚八方人才。因而必须突破本土文化独尊思想，打破文化流动交融壁垒，为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发展提供足够的包容和空间，例如重庆市提出近悦远来，不仅是良好的人才生态，更是开放性的城市文化，彰显了城市发展的底气和格局。与此同时，也需要在多元文化中凝练出符合超大城市历史和发展定位的独特文化，作为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名片，例如重庆将热情爽朗的性格化为城市特征，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文脉，大大提高了城市辨识度和影响力。超大城市的文化既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开放融合，又是包容多元之中的城市性格。

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同步。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其历史沉淀而成的独特印记，传承城市文化就是守住城市的根与魂。将文化治理融入城市规划，保护城市文化遗址遗迹，保存城市方言和传统风俗，通过传承城市记忆，保留城市厚重。而时代发展的步伐又注定城市文化的创新发展，将先进文明内涵、现代文化元素、科技赋能的智慧形式融入文化创作，文化传播过程中，保持城市文化的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活力。因而，超大城市的既要避免快速发展中的文化断代又要避免盲目的猎奇追新，而是传承、更新、创造的有机统一。

文化的内化与外显并重。作为治理方式，既需要文化以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诚信意识、法治理念等形态来引导人们工作、生活、休闲等方方面面，也需要文化以城市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城市装饰、社会治理制度、品牌文化活动等形态来符号化的强化。而从目标来看，通过将城市文化沁润城市的各个空间，实现城市价值认同，提升城市归属感融入感，形成城市治理共同体，维持城市发展的和谐秩序。通过国际文化传播和城市形象宣传，以富有张力和感召力的城市文化形象和品牌，辐射周边，聚贤引才，聚合超大城市发展的有持续力量。

总之，需将文化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方式，以人文关怀、城市精神润物化人；将文化纳入城市治理的内容，着力城市文化内涵和符号的雕琢；将文化纳入城市治理的目标体系，追求城市的文明和谐、价值认同。

郭春甫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交融共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超大城市经济集聚，创新活跃，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理空间。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技术为推动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超大城市发展中的“堵点”“痛点”“盲点”，需要着力推动新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革命性运用，开发智慧治理技术，以智能化手段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发展路径，为我国超大城市治理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优化城市治理机制与数字新技术的协同。超大城市根据自身的数字技术基础、城市发展阶段以及城市文化特征，明确所处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建设阶段，开展相应的公共部门创新实践，逐步培育数字治理的区域性“新热点”。重视城市数字治理横向协同，推动同级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与互通互联。科学搭建城市治理数字化建设的制度框架，设置统一的标准体系和标准化建设指导方案，详细规划标准体系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数据资源、应用场景、运维机制等具体制度安排。满足城市数字治理场景开发与场景使用匹配需求，实现“一网通管”“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发挥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的作用，推动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注重场景应用与外部情境结合，推动城市治理实现整体智治，保障场景应用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促进公共服务方式与智能新技术的集成。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角色地位，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新格局，实现数字党建统领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创设超大城市公共服务复合赛道，开发多跨协同、一贯到底的重大应用，引导一批数字企业投身数字公共服务建设，激活公共服务存量。扩大“数字政务”服务的覆盖面。以数字“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搭建能够提供精细化公共服务的数字治理中心，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扫描当下行动轨迹，实时感知城市运行状态，拓展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场景，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提供了预见性的模拟决策信息。完善统一高效的公共服务数据库，实现数据协同效应。通过平台接入、系统对接、数据共享，打通数据整合与共享中的各种障碍，实现全域治理数据更深度的集成和融合，建成可以多方调用的丰富的城市治理数据库。

推动公众需求与网络新技术的整合。丰富数字技术培训内容，引导并强化居民对公共事务的认知，提升政府和居民的双向互动频率。创新网上服务载体，更好适应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扩展数字技术的覆盖面，促进数字资源向基层下沉和延伸，动态划定数字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数字在社区、网格流动起来，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整合基层网格化管理平台数据，互通互联为智能化“社区大脑”，智慧感知居民需求。协同推进城乡数字化，分级分类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弥合“数据鸿沟”，关爱特殊群体。充分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特殊群体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数字服务，使城市治理数字化变得有速度、有温度，有效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提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数字科技应用技能，在数字治理应用场景中培养数字社交能力，培育政府与公众间的数字信任关系，孵化数字变革管理的最佳实践。

杨莉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社会结构复杂、社会需求多元和潜在治理风险突出等特征。要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需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依法履责下，努力探索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和群众广泛参与的有效路径。有效的社会参与可节约治理成本、优化公共服务并防范治理风险，在提升社会活力和治理效能的同时，为超大城市的和谐稳定与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以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降低治理成本，提高超大城市群众的幸福感。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构成复杂且需求多元，要满足如此庞大人口的社会服务需求、化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单靠政府及社区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远远不够。社会公众参与不足，不仅与城市群众利益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需要政府及社区的介入，甚至群众家庭内部的私事也“等、靠、要”政府及社区解决，这不仅会增加超大城市的治理成本，也会降低治理效率，使得基层范围内的具体事务或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影响基层群众的满意度。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不仅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的内生性资源，借助社会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减轻政府和社区的负担，降低治理成本；也可集思广益，充分利用基层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及时高效地发现问题，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精准施策，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急，供群众之所需，提升超大城市群众的幸福感。

以社会组织的专业参与优化公共服务，增强超大城市群众的获得感。超大城市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阶层显著分化，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巨大且多元。面对这种情况，社会组织的高效和专业服务，可以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满足各类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提升群众的获得感。首先，社会组织对基层群众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充实超大城市治理力量。各类社会组织犹如社会的毛细血管，深入超大城市内部，针对不同社区的独特历史和具体资源，发掘和培养社区内部的积极分子，以撬动基层群众的力量，使其由社会服务的被动接受者成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其次，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异质性需求，弥补超大城市边缘人群的服务缺失。超大城市中生活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城市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流动性强和自身需求满足能力较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住房、育儿、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的服务缺口，不仅不利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也会对城市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而各类社会组织可利用其在需求识别和专业服务上的优势，为这些边缘人群提供及时和优质的服务，提升超大城市各类人群的获得感。

以公共协商的有效参与防范治理风险，提升超大城市群众的安全感。超大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人口、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资源，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超大城市的安全稳定风险。公众参与超大城市治理虽然可以纳入多元智慧和多样需求，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潜在风险，但也容易因利益诉求的不一致甚至是冲突而衍生出更多矛盾。而采用公共协商的参与方式，不仅能够纳入广泛的社会参与，还可通过理性沟通和充分论证，来寻求不同诉求者对公共决策的理解和接纳。通过协商式参与，可避免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而造成的不满和不公，防范因部分群众的利益被忽视或诉求未满足而出现的冲突，提升超大城市群众的安全感。